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教育教学的“根本大法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教育教学的“根本大法”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 （来源:中国教育报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是我国的“根本大法”，因为我国一切法律法规都要依据宪法制定，违背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都是错误的和无效的。因而，宪法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、概括性与原则性、适应性与广泛性、纲领性与权威性。“启发式教育法”也是全世界教育教学方法的“根本大法”，是教育教学方法的“根”，各种各样的教育教学法都是从这个“根”上生长出来的枝叶和花果。因为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性、广泛的适应性、权威的原则性。

   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中外传统的教学法：具有深远的历史性

   “根本大法”不可能是“奇兵天降”或者一蹴而就的，一定是源远流长的，经过了长期检验从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的，因而“根本大法”往往具备了深远的历史意义。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发诸古代，历经数千年，沿用至今，常用不衰；中外教育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它深远的历史性。

   “启发式教育法”自古而然，中外一律。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中国人对世界教育的一大贡献。“启发”一词最早出自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，早在《论语·述而》中就有这样的记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说的是“启发”的条件和时机，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则说的是“启发”的要求和标准。战国晚期的《礼记·学记》中也有“善喻”的阐述：“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。”其中“弗牵”“弗抑”说的是不要“绑架”学生，不要“压抑”学生，让学生自己去思考、探索、实践、创造；而“开而弗达”则更加明确指出，启发、开导而不要把结论和盘托出，而应该启发他自己寻找。中国古代教育家对“启发”智慧的提出、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诠释是全世界教育家难以企及的。自此以后，历朝历代大多尊崇孔子为圣人，继承和发扬“启发式教育法”。

   在西方，首先倡导启发式教育的是苏格拉底。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积极倡导“启发式谈话”，他认为，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，导引学生寻找、体会、理解、掌握、建构知识。教师的任务，并不是臆造和传播知识，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“产婆”。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。教师就应采用对话和提问的方法，帮助学生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世界的真理，并将其引导出来。他称这种方法为“精神助产术”。后来，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被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扬，柏拉图积极倡导“归纳法”，倡导启发、诱导，指引学生自我发现知识，自我发现真理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明确主张，教师不应直接把“思想成衣”交给学生，而要使学生学会“思想服装”的裁剪，使学生在归纳推理中获得能力的发展。

   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普遍使用的教学法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

   某一种教学法常常具有相当的局限性。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却上下几千年，经久而不衰；纵横数万里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所以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广泛的适应性。

   从时空来说，从中国到外国，无不使用“启发式教育法”。因此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适应古今、适用中外的特性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广泛的时空适应性。

   从学科来说，“启发式教学法”适用全学科。语文学科的“温故而知新”的教学原则、“情境教育”的教学设计等都是“启发式教育法”的运用和延伸。数学学科“数学思维”的培养与训练依靠的是逻辑，而逻辑是“启发式教育法”的实施路径，正是这样严密的逻辑性引领、启发着学生走进数学的殿堂。其余，理化生政史地，没有哪一个学科不需要“启发式教育法”。就连音体美这样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，如果没有“启发式教育法”的支持，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。从这个角度说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也具有广泛的学科适应性。

   从施事和受事上说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也是全员适应的。学生，不管学习基础强弱、学科成绩好坏、性别不同、个性差异等，都适应和需要“启发式教育法”的启发教育。教师，无论男女老师、新老教师、先进与否、成名与否，都可以使用甚至离不开“启发式教育法”。

   “启发式教育法”是国家倡导的教学法：具有权威的原则性

   “根本大法”需要具有权威性，其余的“法”无法比拟，不能挑战；需要具有原则性，是其他“法”行事的准则，不能违背。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就具有了这样的意义。

   首先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权威性。新《义务教育法》第三十五条指出：“国家鼓励学校和教师采用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教学方法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”“启发式教育”在《义务教育法》里是唯一被单独提出的，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教育教学方法。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，而其他教育教学方法都只能在“等”列之中。这种表述方式暗示着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重要性和权威性，无可替代，无可比拟。

   其次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有原则性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教育教学方法如果违背了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将会降低效益，甚至失去意义。看看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的“启发式教学法”的例子，一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提问：“这篇文章可以分为几段啊？”甲同学回答，“分为六段”，语文老师摇摇头，继续问：“有没有同学有不同意见？”乙同学回答，“分四段”，老师又摇摇头，这时大家一起回答：“分五段！”老师高兴了：“完全正确！”这样的例子，荒唐之处在于用了提问的方式却没有“问题性”，于是没有真正的“启发式教育”，因为违背了“启发”的原则。

   当下，有许多学习方法，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，主要原因就是违背了“启发式教育法”的启发原则。一些探究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在浅层次上徘徊，也是由于教师给予的启发性指导不够，于是学生“盲人骑瞎马”，不知所从，不知所终。而一些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之所以被肯定、被追捧，主要是因为用好、用足、用巧了“启发式教育法”，洋思中学的“先学后教，当堂训练”。让学生先学，发现问题并带着问题学习，于是教师的启发就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   总之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具备了深远的历史性、广泛的适应性、权威的原则性，因而也就具备了“根本大法”的特性。所以，“启发式教育法”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规范各种教育教学方法的基础和准则。